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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的可变性与农商银行风险防控

  信用是银行经营的基础性条件,风险是银行经营关注的重点。

  信用环境根植于金融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良性、可持续、价值认同的关联性生态。长期以来,银行试图通过参与构建更好的信用环境,来对自身的放贷行为进行有效的保障,在业务层面则体现在风险防控方面。从需求主体而言,信用存在可变性。也就是说,一个需求主体的信用不是一成不变的,信用的度量既可以被放大,也可以被缩小。农商银行如何把握个体或群体的信用度量,是其风险防控的关键因素之一。

  信用度量被放大的过程也是银行拓展信贷业务的一个渐进的过程。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农信系统的很多农商银行在当地发放无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贷款,部分地区的额度单笔突破了百万量级,大面积、广覆盖的全面授信,在浙江的乡村地区较为普遍。究其原因,浙江省内的农商银行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作为其进一步下沉乡村的切入点,整村授信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把除了存在不良记录的人群之外、符合要求的需求主体纳入整村授信范围,人人给予基础性的授信额度,然后根据每个用信主体的多维信息及用信情况,逐渐增信。其授信和放贷的信息获取途径来源较为丰富,调查方式更符合农村用户的现状,部分地区的用信率高达50%以上。数据说明,其对需求个体的信用度量掌握的较为清晰,同时,也为银行信贷业务的增长带来了更多机会。

  在信用度量被逐渐放大的过程中,对风险防控的要求同样在增大。记者在浙江调研时发现,凡是单笔超过百万量级信用贷款的获贷主体,基本上都有多年的良好的信用记录,抑或是已经存在与银行有抵押担保信贷合同,在此基础上,再增信发放一定额度的信用贷款,即组合贷款。这也是银行控制风险的一些基本手段。不过,部分信贷量表的评分方式还有待商榷。部分地区对于评级授信的量表指标给出的题目过于主观,或者说,主观性的指标过多,会导致评级授信的精准性偏离,从而产生潜在风险。例如,在村级评级授信小组打分表中,存在诸如是否孝顺、家庭是否和睦、邻里是否团结等条目,这些加分项在评议时,会存在主观因素的干扰,甚至有的村支书会表示,听话的人就会给打高分,不听话的就打低分,显而易见,这种评分的方式容易出现偏差。

  上述因过多主观性因素导致的偏差对银行风险防控是个挑战,那么,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呢?农商银行做村级金融服务,大部分还是依赖村级组织的作用,这一点很普遍,但解决这种偏离问题,就要丰富目前单一的评级信息获取渠道。做“三农”金融服务,最大的痛点是信息不对称,而这里的“信息”更难把握的是其“动态可变性”。以往通过村级组织获取的信息并不一定全面且准确,而农商银行想完全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几乎做不到,因此,通过村级组织参与评级授信小组的评定,是一个获取相关信息的入口,也是一个基础性信息,但还需要发挥更多渠道的作用。

  浙江的实践是把多年布设的丰收驿站作为其中一个参与方,并与村支两委、网格员共同组成“三位一体”的评分小组。成都地区的做法是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站的作用,设置全职金融服务联络员,直接对接农户等需求主体,将多家银行的信贷产品推介给农户,同时将农户的需求反馈到不同的银行,所有信息都上传到“农贷通”平台上,从而进行相应的融资对接。宁夏东方惠民小贷公司的做法更接近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模式,做4-7户的农村妇女联保贷款,该公司全职的联络员驻扎在村里,直接去做相应的调查和贷款发放工作。

  以上三种实践各不相同,但其对需求主体的信用度量把握得都较为准确,其共性都是最大化地获取需求主体各个维度的信息进行交叉分析,避免单一渠道信息所带来的偏差,从而帮助银行更好地把风险防控做到前置。

  信用的可变性还会表现为信用萎缩或违约,即使农商银行在贷前环节风险防控做得面面俱到,也可能会发生信用萎缩或违约的情况。记者在浙江调研中发现,在农村地区,因恶意不归还贷款的情况存在,但这种问题往往只能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同时也存在相当一部分情况是被迫违约,诸如因病、因经营失败等因素导致的逾期不还或无法偿还的情况,农商银行针对这类情形,一般还是会尽量帮助承贷主体变换方式解决相关问题,力争不让承贷主体被列入失信人名单。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最大化地帮助承贷主体做信用修复是农商银行的重要工作之一。因为非主观恶意的逾期和不偿还的主体是需要一定信用救助的,这也是构建良好的信用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信用度量的增长,还是萎缩,甚至是违约,农商银行都应该把客户的信用看作自身业务发展的生命线,客户的信用会直接影响到风控,进一步会影响其信贷业务的发展,因此,把握好信用的可变性是农商银行服务县域,服务“三农”的重要能力之一,这需要长期不断地强化与提高。

责任编辑:袁浩